俄乌冲突以来，美欧对俄罗斯动用了包括SWIFT等一系列金融制裁，给俄罗斯和全球经济都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我国金融业面对俄罗斯受到的制裁，应当未雨绸缪。首先，我国要在跨境支付领域不受制于人，一方面要在巩固CIPS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参与者的覆盖面，另一方面要利用数字货币等工具打造去中心化的跨境支付手段。其次，我国要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通过加强资本市场建设，特别是碳市场建设，努力促成人民币成为碳排放的定价货币。再次，我国要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金融业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特别是要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最后，着力扩大内需不容忽视养老需要，我国要大力发展养老金三支柱体系，积极探索第三支柱与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间的互相促进。

自今年2月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幅升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甚至不惜投下了“金融核弹”——宣布将俄罗斯部分银行排除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s，SWIFT） 系统之外。这轮制裁致使俄罗斯出口受到冲击，拖累了俄罗斯经济，加剧了卢布汇率的贬值压力和俄罗斯主权债务的违约风险，进而导致全球能源价格上行和股票市场波动。俄乌冲突也给我国金融业上了一课，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

01

SWIFT简介

SWIFT是一家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于1973年5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成立，初始成员是来自15个国家的239家银行。SWIFT是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报文体系已成为国际间金融信息数据交换的标准语言，目前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美国纽约和中国香港分别设立信息交换中心以覆盖欧洲中东非洲地区、美洲地区和亚太地区三大区域，共计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0多家金融机构。2021年SWIFT总计处理的金融信息数量高达106亿条，日均处理报文超过4200万条，划拨资金以万亿美元计算。截至2022年1月，SWIFT系统中美元、欧元、英镑、人民币的支付业务占据前四，市场份额占比分别为39.92%、36.56%、6.3%和3.2%，虽然仍以美元和欧元为主导，但人民币占比有所上升。

SWIFT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SWIFT官网

SWIFT本身并不是清算机构，不管理客户的账户和资金，跨境资金的清算由各个币种的清算机构完成，如处理美元跨境清算的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间支付系统）和欧元跨境清算的TARGET2（泛欧实时全额自动清算系统）。然而由于信息传输是进行清算的前提，SWIFT成为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跨境清算体系

尽管SWIFT反复声明其独立性，但却难以真正独立决策。SWIFT作为设立在比利时的公用事业组织，受到比利时和欧盟的双重监管。并且自“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名逐步加强了对SWIFT的管控，并于2011年正式开始对SWIFT系统的数据实行监控。自此以来，由于受到美国的施压，SWIFT先后大面积终止了与伊朗和朝鲜的金融通信服务。

美国曾经两次胁迫SWIFT切断与伊朗的通信联系。2008年，美国以核扩散为借口对伊朗发起金融制裁，禁止伊朗的金融机构使用CHIPS开展美元交易结算，直接切断伊朗使用美元参与支付清算，迫使伊朗与美元脱钩。美国在2012年进一步推动欧盟通过了第267/2012号法案，该法案禁止SWIFT等专业金融信息服务提供商向受到欧盟制裁的伊朗银行提供服务。SWIFT因此切断了30家伊朗银行的跨境金融通信渠道，使得伊朗被迫成为“金融孤岛”， 严重打击伊朗的石油出口贸易，进而引发伊朗汇率暴跌。美国通过SWIFT对伊朗进行的金融制裁普遍被认为是将伊朗重新拉回伊核协议谈判的重要工具，最终伊核协议在2015年重新达成，伊朗金融机构才得以在2016年1月重新接入 SWIFT。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了伊核协议，并要求SWIFT切断与SDN名单中的伊朗银行间的联系。美国单方面的制裁行为并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和欧盟的支持，但由于美元在SWIFT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SWIFT接受了美国政府的要求，重新切断了与被纳入SDN名单中的伊朗金融机构间的联系。

美国对朝鲜的SWIFT制裁则更为彻底。2017年，美国以朝鲜核问题为理由，利用SWIFT网络对朝鲜实施金融制裁。朝鲜的国家代码被从SWIFT系统中删除，相当于在世界的金融通信体系下已经不存在这个国家了。

02

推动央行为核心的跨境支付系统建设

面对SWIFT在金融信息传输领域的垄断，以及美欧时不时地以此为要挟，世界各国的跨境金融安全笼罩在SWIFT的阴影之下。因此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系统建设成为摆在各国央行面前的重大课题。

本次冲突的主角俄罗斯在面对SWIFT的威胁时就不是坐以待毙的。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开始，美国多次威胁将俄罗斯金融机构踢出SWIFT系统，俄罗斯便自此开始构建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以作为SWIFT的替代方案。根据俄罗斯央行公布的数据，参与SPFS系统的金融机构超过400家，包括了至少331家境内银行，还有来自白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地的23家外资机构。2020年，SPFS的流量翻了一番，月均消息传输量达到200万条，国内转账的20%以上通过SPFS完成。但目前看来，SPFS的参与机构仍是以俄罗斯的银行为主，而在俄罗斯经营的一些主要外资银行，如联合信贷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等都没有加入，这就导致其在替代SWIFT方面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SPFS季度流量图
数据来源：俄罗斯央行

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考量，同时为了减少人民币跨境清算对SWIFT的依赖，我国央行也适时推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CIPS）。CIPS 系统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开发的独立支付系统，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与结算服务。该系统始建于2012年4月，分别于2015年10月8日和2018年5月2日完成了一期和二期的正式投产，目前已全面支持净额结算模式，并为“债券通”结算业务提供了现券买卖、发行承销、债券回购等业务支持。

CIPS清算体系

CIPS系统类似于美国的CHIPS系统，为本币提供跨境资金清算。清算方式采用代理清算模式，即一部分通过审核的机构可以直接参与CIPS的清算，而其他机构则需要通过CIPS的直接参与者进行间接的代理清算。虽然CIPS是清算系统，但是CIPS与我国境内的大额支付系统等类似，将报文系统的信息流与清算系统的资金流同时纳入处理。对于CIPS的直接参与者，可以通过专线也可以其他方式（SWIFT）接入CIPS，也就是说选择专线接入方式的直接参与者无须再通过SWIFT系统就可以完成跨境人民币的清算与结算。不过对于间接参与者，仍需要通过SWIFT 来建立与直接参与者的联系，进而完成 CIPS的清算与结算。

截至2022年2月末，CIPS系统共有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1288家，其中直接参与者76家，间接参与者1212家。CIPS的境内直接参与者包括了我国的主要银行和金融基础设施（中债登、上清所、中证登、银联、网联、香港金管局等），以及一部分外资银行的中国子公司， 境外的直接参与者则全部是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

CIPS直接参与者
数据来源：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公司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CIPS的交易规模与日俱增。2021年，CIPS的业务笔数达到了334.2万笔，业务金额达到了79.6万亿元，分别较2020年上升了51.5%和75.8%；日均处理规模也分别达到了1.34万笔和3 184亿元。

CIPS的建立一定程度降低人民币跨境清算中对SWIFT的依赖，提高了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境清算与结算的效率，扩大了人民币的使用规模和范围。

然而目前CIPS仍有一些尴尬之处。首先，CIPS目前的境外直接参与者全部是中资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并没有纯粹的海外机构。由于CIPS当前的策略以拓展清算账户体系为主，也就是吸纳尽可能多的参与者（包括直接参与者和间接参与者），因此为了减少机构的转换成本，吸引更多机构参与， CIPS的报文体系兼容SWIFT报文体系，并且海外参与者的实际报文体系还以SWIFT为主，从而提高CIPS的接入率。目前CIPS还处在需要借助SWIFT来开拓市场的阶段。

其次，CIPS的规模增速虽然很高，但是总的体量还稍显不足。从日均处理笔数上可以看到，当前CIPS的处理量依然不到SWIFT的2%，远不足以与SWIFT“扳手腕”。

CIPS业务规模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中国人民银行

因此CIPS目前尚不具备完全替代SWIFT系统的能力，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CIPS的宣传，引导更多金融机构加入CIPS体系，进一步提升CIPS的处理规模。特别是吸引纯粹的海外机构成为CIPS的直接参与者，更全面地覆盖全球的金融系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03

推动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跨境解决方案

除了推动跨境支付系统的建设，数字货币也提供了另外一重解决方案。数字货币的核心是区块链，也就是一系列称为区块的信息存储单元按照它们各自产生的时间顺序所组成的链条，这个链条被保存在区块链系统中所有节点服务器上，只要区块链系统的所有节点不同时停止服务，整条区块链就是安全的。区块链中的信息如果需要修改，根据不同的共识机制通常要有半数以上算力（POW机制）或权益（POS机制）的同意，而这些算力或权益可以认为是掌握在不同的主体手中，因此区块链中的信息极难篡改。区块链的另一大核心优势是去中心化，不是只由一个节点去维护和存储这条区块链，而是要将这条区块链分发给所有的节点，每个节点都有一份完整的账本，节点之间可以互相验证账本的准确性。因此也就诞生了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跨境支付结算的网络，例如瑞波网络等。瑞波网络（Ripple）于2012年创立了基于区块链的Ripple协议（Ripple Protocol Consensus Algorithm，RPCA），可以为用户提供任意币种的实时跨境支付清算服务。目前已有55个国家的300多家金融机构加入了瑞波支付网络，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传统银行，如泰国暹罗商业银行、汇丰集团旗下的沙特英国银行（SABB）等等。但是由于受到监管制约，瑞波网络在我国难以推广。

因此，更为可行的方案是由监管方央行直接主导基于官方数字货币的区块链网络。2018年，时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金融改革与发展”主题记者会上首次提出了“DC/EP”（Digital Currency / Electronic Payment，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概念，之后在央行的主导下“DC/EP”的推进明显加快。截至目前，我国的官方数字货币——数字人民币试点已经形成“10+1”格局，即包括10个试点地区（深圳、苏州、雄安、成都、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及北京冬奥会场景，基本涵盖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不同地区。根据2022年1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的介绍，截至2021年底，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超过808.51万个，累计开立个人钱包2.61亿个，交易金额875.65亿元。试点有效验证了数字人民币业务技术设计及系统稳定性、产品易用性和场景适用性。因此在今年3月，央行计划将数字人民币试点进一步扩展到天津、浙江（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等）、福建（福州、厦门等）、广州、重庆等地区。

数字人民币的阶段性试点成功也给予了央行信心，可以利用这一工具来开展去中心化的跨境支付结算。在2020年1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官网发布了总裁余伟文的一篇题为《金融科技新趋势——跨境支付》的文章，这其中便透露了香港金管局正在与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研究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跨境支付的技术测试。而在2021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问题时提到，在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香港金管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发起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的研究项目，旨在探索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央行数字货币对跨境交易全天候同步交收。根据研究成果，各参与方将评估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跨境资金调拨、国际贸易结算及外汇交易中应用的可行性。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多国央行主导的，基于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结算网络已经有了一定的雏形。这一网络大致可以认为是一个由通过各国央行审批下辖银行所构成的联盟链，参与的银行可以利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完成去中心化的数字货币跨境交易结算。

我国可以更加积极地投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建设中去，并且努力让更多的央行参与到该支付网络的共同研究中，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跨境支付能力，从而解决跨境支付中的效率低、成本高及透明度低等难题。一旦该网络最终成型，跨境的支付结算便可不再受到SWIFT式的单一中心的辖制，跨境交易的安全也将得到有效的保障。

04

积极优化资本市场与碳市场，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除了打造各类跨境支付清算途径以外，进一步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力，努力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也是提升我国跨境金融安全的重要一环。

首先是推动外汇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提升人民币作为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货币的占有率。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署至今，美元一直是全球份额最大的外汇储备货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2021年底美元占世界各国官方外汇储备货币的58.81%，远远超过排名第二的欧元20.64%的占比。除了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外，美元受到全球各国信任的另一个原因是，作为美元发行方的美联储所宣称的独立性，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只依赖经济原则和数据行事。不过随着美国频繁使用金融制裁这一武器，各国意识到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便利性受到威胁，导致美元开始面临全球的“信任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所占份额呈现了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1%下降到2021年的不足59%，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各国央行推行的外汇储备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美元流出份额的近四分之一流向了人民币，人民币在2021年底的全球外汇储备占比中达到了2.79%，人民币对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不过这与我国经济体量的全球占比尚不匹配。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2020年的GDP全球占比达到17.37%，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我国2020年进出口贸易的全球占比分别达到了14.19%和10.50%，与这些数字相比，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占比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我国的外汇储备结构也要进一步推行多

外汇储备币种比较图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IMF

元化。国家外汇管理局几乎没有透露过我国的外汇储备结构，仅在2018年的年度报告中披露了1995及2014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变化，我国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占从1995年的79%下降到了2014年的58%（见图8）。由此可见，我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是走在国际前列的。但是我国目前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占比依然过高。我国应该进一步降低美元在外汇储备中所占比例，增加黄金储备和石油及其他大宗商品储备，转向多种形式混合的外汇储备模式。

我国外汇储备货币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2018年报

注：全球外汇储备货币结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计算，其统计口径包括所有已披露具体币种的官方外汇储备。

其次是通过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吸引离岸人民币投资，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力。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20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28.39万亿元，其中，经常项目收付金额为6.77万亿元，占比23.8%；资本和金融项目收付金额21.61万亿元，占比76%。具体而言，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跨境融资收付金融分别占资本项目收付金额的17.7%、76.4%和4.3%。从历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的图中（图9）可以看到，经常项目也即贸易结算带来的人民币跨境收付规模虽有所扩大，但更主要的增量规模来源于资本和金融项目，尤其是证券投资。

跨境收付金额（按项目）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中国人民银行

离岸人民币投资我国境内资本市场重要载体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同样快速增长，RQFII的投资额度自2011年初始获批时的200亿，增长到了2019年9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额度限制时的6933亿，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55.8%。RQFII的覆盖范围也在快速扩大，参与RQFII的国家与地区也从初始的中国香港扩大到外管局取消试点地区限制时的20个，境外投资机构共计222家。而随着外管局取消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以及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境外投资机构可以更为便利地投资境内证券市场。

RQFII获批额度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国家外汇管理局

这表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增加，境外的投资机构配置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不断加深。我国更应抓住机遇，持续推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注册制改革，建立健全金融衍生品市场，扩大境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境外合格投资者的参与，使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货币。

此外，我国要抓住“碳达峰、碳中和”这一机会，促进人民币在国际碳市场的话语权。

众所周知，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分别由化石能源中的煤炭和石油推动，进而通过“煤—英镑”和“石油—美元”体系形成了英镑和美元先后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目前正处于清洁能源推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碳达峰、碳中和带动了绿色发展的潮流，碳排放权势必成为最核心的能源贸易产品。

在碳排放权交易领域，我国目前已经建成全球最大的碳排放现货市场。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2021年7月设立的全国碳市场的碳排放配额（CEA）管理首批纳入发电行业，总计2225家发电企业和自备电厂，全国碳市场的碳排放总量已经达到约40亿吨，跃居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的首位。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统计，2021年自7月16日启动至12月31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共运行114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而根据万得资讯数据库援引的除我国以外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欧洲能源交易所的数据统计，2021年欧洲能源交易所排放配额（EUA）的现货交易不足1500万吨，仅仅约为我国碳市场10天的成交量。我国碳排放配额现货的交易规模目前已经在国际上处于遥遥领先的水平。

然而，我国目前尚未有进一步的碳金融产品问世。而欧盟目前除了碳排放配额现货外，已经形成由碳指数以及碳期货、碳期权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品构成的全面的碳金融交易市场，其中碳指数成为最主要的碳排放交易品种，2021年共成交5.37亿吨，成为欧洲碳排放定价的主导产品。

我国应当顺应潮流，加强碳金融衍生品的研发，并且加快推向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碳交易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此外，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出现全球性的碳交易场所，我国可以积极寻求跨境的碳排放交易机会，进而建设起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场，努力促成人民币成为碳排放的定价货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05

打造“双循环”发展格局，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

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因此我国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提出了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做出的重大调整完善，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因此国家不断强调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方向，然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却被频繁提及。小微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第十届陆家嘴论坛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关于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几个视角》就提到，截至2017年末，小微企业法人约2800万户，另外还有个体工商户约6200万户，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超过90%，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就业、70%以上的发明专利、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根据央行的统计，自2018年以来我国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新增贷款金额和占比不断提高，2021年共新增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4.13万亿，占比达到了所有企业新增贷款的34.4%；普惠型小微企业授信主体超4400万户，占比达到约29%。

小微企业（普惠型）新增贷款金额及新增占比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中国人民银行

可以看到，虽然小微企业取得贷款的比例不断提高，但与小微企业对我国实体经济所做出的贡献比例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我国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并将更多的小微企业纳入普惠金融的授信面，努力让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力度真正与其贡献度相匹配。

除了依赖传统银行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外，同时不应忽视金融科技对于小微企业融资的作用。

小微企业贷款（普惠）主体数量及占比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中国人民银行

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我国的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高速增长，截至2020年高达11.76万亿元，同比增长10.6%。我国大部分的小微企业都离不开互联网上产生的交易流水——从原材料的采购，到二维码的收付款。这些交易流水背后隐含了大量的企业运营信息，企业商品交易量可以反映出企业资金需求和经营风险，这些信息都可以被金融科技利用起来，企业在贷款时就无须进行不动产或股权质押。

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国家统计局

电子商务平台和本地生活平台作为典型的交易信息平台，积累了大量以交易流水为主的经营信息。平台依据数据洞察能力，通过为小微企业客户画像，并将客户画像传输至智能风控系统中，可以为小微企业设计个性化的信贷产品。数据的颗粒度越细，客户画像越准确，风控就越智能，小微企业融资也就越便利，坏账率也会越低。具体业务开展中，交易信息平台还可以通过向金融机构提供经营流水等脱敏信用数据，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业务。以浙江网商银行为例，浙江网商银行成立于2015年，是阿里巴巴体系内提供小微商户金融服务的板块。蚂蚁集团是其主要发起者，持股30%。网商银行定位于服务小微群体，致力于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性农户等群体的金融需求，使命和愿景是“无微不至”。基于金融云计算平台，网商银行发挥互联网和数据技术的优势，首创无接触贷款“310”模式（3分钟申请，一秒钟放款，全程0人工干预），截至2021年底累积为超过4000万小微经营者提供了数字信贷服务，而他们中的80%从未获得过银行经营性贷款。

网商银行的例子所体现的金融科技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国可以进一步鼓励金融科技公司参与到小微企业的融资中来，与传统银行相辅相成，共同促使小微企业获得金融服务的力度与其真实的贡献度相匹配。

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扩大内需的目的和落脚点在于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养老需要就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今年3月一则印度人口超过中国的消息甚嚣尘上，虽然在之后被辟谣，但这已经足以为我国人口问题敲响警钟。根据2022年1月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7亿，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首次超过2亿，占全国人口的14.2%。我国仅仅用了不到21年就从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老龄化社会迅速进入了超过14%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老龄化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我们印象中老龄化现象最为典型的日本，日本从老龄化进入深度老龄化用了24年（1971—1995）。2021年的我国人均GDP约为1.25万美元，而日本在深度老龄化的1995年人均GDP达到了4.4万美元。纵观世界各大发达经济体，绝大部分都是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的，因此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未富先老”现象相当严峻。

我国目前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1年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约10.3亿人。但是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养老金维持收支平衡的压力较大。而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我国的养老金累计结余在2027年将到达顶点，而到2035年累计结余将耗尽。现阶段在我国养老金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一支柱已面临沉重的支付压力。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情况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作为公共养老金的重要补充，私人养老金分为企业主导的第二支柱和个人主导的第三支柱。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发展在我国覆盖相对有限，截至2021年底，企业年金参与企业数为11.75万个，参与人数约2875万，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约6%，积累金额约2.6万亿元。因此我国养老第三支柱——个人养老产品的发展势在必行。央行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以专题的形式大篇幅描述第三支柱，并建议“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有序扩大第三支柱投资的产品范围，将符合规定的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都纳入第三支柱投资范围”。在政策推动下，保险、银行、券商、基金都已开始推进产品建设，但第三支柱的账户制度、税收优惠、产品标准等顶层设计尚未出台，缺乏养老金融产品的统一界定和规范。而在目前的监管背景下，保险、银行、券商、基金各自为战，制约了“一站式”财富管理的发展，造成整体上第三支柱没有形成规模。举例来说，截至2022年3月，我国共成立187只养老目标基金（FOF），最新规模约1 180亿元，仅仅占到全部公募基金规模的0.5%。

因此，我国首先需要加快推动个人养老金账户体系建设。

美国自20世纪4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2015年左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探索出了一条养老保障之路，逐步形成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美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一支柱为公共养老金计划（OASDI），覆盖大约93%的劳动人口。第二支柱为雇主养老金计划，美国政府向雇主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以鼓励雇主为雇员建立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为个人

我国企业年金情况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退休金计划，由个人自愿参加，由各类型IRA和商业年金构成。自1974年IRA账户推出以来，美国第三支柱养老金规模持续增加，从1974年的480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6.55万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3.2%，增速维持较高水平。此外，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及二、三支柱间转移的便利政策推动，美国养老金第三支柱在养老金总规模中的占比逐年上升，由1974年的11%上升到了2021年的37%，预计未来有望超越第二支柱，成为养老金的最大部分。

美国养老三大支柱占比图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美国人口普查局，投资公司协会（ICI）

个人退休账户(简称IRA)是由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税收优惠、个人自愿参与的补充养老金计划，主要包括传统型IRA、罗斯型IRA（Roth IRA）和雇主发起式IRA（建议员工养老计划（SEP IRA）、工薪减税简易雇员养老计划（SAR-SEP IRA）和激励雇员储蓄计划（Simple IRA）三种类型。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传统型IRA就此诞生，成为个人退休收入的重要来源。传统型IRA具有税收递延的优势，美国居民可将税前一定额度的收入存入账户，账户内的资金及所带来的投资收益都可以实现延期纳税。账户内资金不能随意领取，需要达到法律规定条件，诸如年龄要求、大额支出需求等，才能够从账户领取资金，并需按当时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即EET模式）。1998年，美国开始实行《纳税人缓税法案》，罗斯型IRA由此出现。罗斯型IRA主要特点是个人可以将税后收入存入养老账户，通常银行储蓄利息、股票和债券的投资收益等在美国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罗斯型IRA的账户资金及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分红、利息等)都免税（即TEE模式）。

美国各类型IRA资产占比图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投资公司协会（ICI）

个人可以在美国金融机构开设IRA账户，包括共同基金公司、银行、寿险公司以及证券经纪商等。IRA账户内的资金可以用来投资各类许可范围内的金融产品，例如定期存款、银行理财、共同基金、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寿险公司的年金产品等，但是不允许投资另类资管产品。IRA账户的开设与个人投资偏好有很大关系，早期大部分个人主要投资债券、存款等低风险金融产品，因此IRA账户多开设在银行；而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投资者的成熟，美国居民加大了对股票、共同基金的投资，共同基金公司以及券商经纪商成为最重要的IRA账户管理机构。截至2020年末，美国约有37.3%的家庭(4790万)拥有至少一种IRA账户：近3680万家庭(28.6%)拥有传统型账户，账户总资产为10.29万亿美元；超过2630万家庭(20.5%)拥有罗斯型IRA账户，账户总资产为1.21万亿美元；拥有其他类型IRA账户的家庭共有约860万，占比达到6.7%，账户总资产为5500亿美元。

我国应当加快养老保障体系产品制向账户制的转型，让账户的唯一性与产品的多元化相结合，允许将所有合格的金融产品纳入账户资金的配置范围，实现个人自愿参加和自由选择合格投资品的功能。

其次，我国要完善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的税延养老保险自2008年原保监会首次提出试点意见以来，历时十年，直至2018年4月才由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银保监会和证监会共同下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自2018年5月1日，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

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是一种提供个人所得税税收递延的养老年金保险产品，试点的对象包括两类：一类是在试点地区取得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另一类是在试点地区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自然人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试点阶段我国税延养老保险的税收模式采用EET模式（缴费环节免税、投资收益环节免税、领取环节缴税的模式）。具体来看，在缴费环节纳税个人扣除限额按照当月工资薪金、连续性劳务报酬收入的6%和1000元孰低办法确定（个体工商户等限额为不超过当年应税收入的6%和12000元孰低）；账户资金收益暂不征税；商业养老金收入，其中25%部分予以免税，其余75%部分按照10%的比例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计入“其他所得”项目（也即按照7.5%进行递延征税）。因此税延养老保险的税收优惠对于个税税率在10%以下人群意义不大，甚至还会存在负向激励。

同样以美国为例。2001年，美国国会通过《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并于2002年开始生效。法案将根据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上调传统IRA计划领取阶段的免税额度。例如，2002年传统型IRA账户最高缴费上限进一步提高到3000美元，同时规定2005—2007年为4000美元，2008—2012年进一步提高到5000美元，2013—2018年有5500美元的限额，2019至今为6000美元。而50岁及以上人群可以额外缴纳1000美元，2019至今的缴费上限可以额外提高到7000美元。免税额度约占美国人平均年工资的10%—12%，税收优惠额度不断提升提高了人们向IRA账户缴费的热情。

因此，我国可以考虑增加税收优惠类型，并通过适当提高个税扣除限额、降低领取税率、提供多元化领取方式等措施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再次，我国要鼓励养老金机构入市。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底，基本养老保险金委托资金规模达1.51万亿元。按照当年6.8万亿元的基本养老金累积结余来看，养老金委托投资比例约为22%。

而从美国IRA的各资产投向来看，共同基金是绝对主力。自1980年来，共同基金市场占比从3%加速上升，并在1996年突破40%，随后一直维持在这一水平之上，最高于2005年达到52%，2021年为45%；通过证券公司经纪账户投资其他证券资产的市场占比从1980年的5%上升至2021年的46%；而商业银行的市场份额则从82%急剧下降到了2021年的5%。而从IRA账户持有的共同基金类型看，截至2021年底，IRA账户所投共同基金的资产配置类型为国内股票型45%、国际股票型14%、混合型19%、债券型16%、货币市场型6%。

美国IRA资产投向占比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投资公司协会

因此，我国可以考虑进一步放宽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投资权益资产的比例，并通过目标日期基金、目标风险基金等基金产品推动短期资金向长期资金转变。

美国IRA投资不同类型基金占比
数据来源：万得资讯，投资公司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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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面对国际社会上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逆全球化浪潮席卷，我国已经制定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俄乌冲突以来美欧对于俄罗斯的种种金融制裁，也给我国金融业敲响警钟，坚定信心贯彻落实“双循环”这一新发展理念，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方面要畅通国际循环，这就要求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和安全保障。首先，我国必须加强跨境货币支付清算的安全保障，不仅要加强CIPS体系的宣传与建设，同时也要在数字货币桥等领域打造多元化的跨境支付手段。其次，我国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使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货币，这就依赖于扩大境内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境外合格投资者的参与。尤为重要的一点是，我国要抓住“碳达峰、碳中和”这一历史机会，建设起全球性的碳交易市场，努力促成人民币成为碳排放的定价货币，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另一方面要强化国内大循环，金融业要发挥资源配置和资金交互的枢纽作用。首先，我国要强化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决心，重点着力在解决小微企业融资上，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实现小微企业融资的增量和扩面。其次，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养老需要不容忽视。我国要加快推动个人养老金账户体系建设，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养老金机构入市，真正建立起我国养老的三大支柱。努力解决好以上两点是建立起居民财富与实体经济双向促进的金融循环的关键。

芮萌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学教授，龚铭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
来源 | 上海商学院学报